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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• 第二節 方志的發展

       
        方志的起源有多種的說法,如果從兩漢時期大量出現地記算起,方志至今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。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長河中,方志的名稱和形式多種多樣。自東漢迄于北宋,千余年間,曾以地記、圖經、地志、圖志等名稱和形式長期流行,迨至南宋,始發展成為定型方志。元代以后,志書在以志為名的主要形式下,穩定發展,明清大盛,迄民國亦未中斷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,繼承修志傳統,開展首輪、第二輪志書編修。志書雖沿襲舊志名稱,但從內容到體例已大大創新。  
        一 方志的初級形式——漢魏地記  
        地記發軔于兩漢,興起于三國、兩晉,而大盛于南北朝時期,成為當時地方志書的主流。地記是記載一地古今情況的早期地方志書,它同定型方志比較起來,由于一般只記載疆域、山川、古跡、人物、風土,而尚未及于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藝文,內容較為簡略,神話和傳說成分較多,所以在內容和體例方面尚不完備,未臻方志之體,是傳統方志的初級形式。東漢初年,光武帝劉秀,為了表彰自己的家鄉,曾下令編寫《南陽風俗傳》,在其影響之下,沛、三輔、魯、盧江等地也都紛紛產生了這類著作。這類著作,雖然為傳記,實際已包含風俗等內容,兼有人物傳記與地理性質,是最初形態的地記。   
        從現有所存書目看,西漢有王褒《云陽記》一種,東漢有李尤《蜀記》、朱玚《九江壽春記》、應劭《十三州記》、楊孚《臨海水土記》、盧植《冀州風土記》等五種。此六種漢人地記,今均佚亡。但是,從后人的相關論述中可知,總體上講,人物和地理是地記的兩大重要組成部分。   
        對于這種地記,乃至后來的方志,長期以來,在目錄學上均無獨立分類門目,或被看做地理之書,或被視為雜傳。后世目錄學家由于看法不同,以至于歸類時出現“或一書而兩類互見”、“或裁篇分類著錄”的奇特現象。即同一部著作,此書載入地理,彼書分在雜傳。此類現象,直到清代也如此。   
        地記進入三國以后,逐漸興盛起來,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盛極一時。地記之所以如此,與當時地方豪族地主政治、經濟勢力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。地方豪族地主政治、經濟勢力的膨脹,門閥制度的形成,是地記得以高度發展的社會基礎和政治條件。魏晉南北朝以來,世家大族通過九品中正的選人制度,操縱地方選舉及國家用人的大權,那種“尊世胄,卑寒士,權歸右姓”實際上已成為當時社會的不成文法,結果出現了“上品無寒門,下品無士族”的現象。為了顯示自己門第的高貴,世家大族們往往又各自標舉郡望,以達到壟斷權勢的目的。他們為了顯示自己門第的高上,表明自己郡望的優越,于是便大肆表彰本郡的人才,撰寫各類鄉賢傳記,宣揚本郡的山川名勝、地氣靈秀、物產豐富。出于客觀現實的需要,兼載人物與地理的著作形式——地記便盛行起來。當時除了先賢傳、耆舊傳、風俗記、風土記之類著作外,還大量出現了地記,這就將專寫人物與專寫風俗兩者匯合起來,成為當時地方志書的主要形式。   
        當時的地記名稱并不一致,有記、志、錄、傳之稱,而以記為主流,記、志又是互為通用。當時的記與志意相同,都是記載的意思。正因如此,所以目錄學家著錄時,往往便出現志作記、記作志的相互變換的情況,如袁休明的《巴蜀記》,亦稱《巴蜀志》;董覽的《吳地志》,亦稱《吳地記》;山謙之的《丹陽記》,亦稱《丹陽志》;甚至酈道元在《水經注》中,也將《華陽國志》稱《華陽國記》。   
        根據張國淦《中國古方志考》中所列不完全書目粗略統計:到三國時,地記增為14種,兩晉達到43種,南北朝更增多為50種。魏、晉、南北朝地記大都佚亡無可考,完整的一部也沒有。其中著名而尚有佚文輯錄者,僅晉《太康地記》、任昉《地記》、羅含《湘中記》、盛弘文《荊州記》等數種。[1]作者和時代都確切可考的地記約130多種,而其他無法考證作者或年代的數量還相當大。[2]唐宋以后直至明清,地記的編寫幾乎從未間斷,其內容更加豐富,除了保持原有的名稱外,與成型的方志已基本無異。  
        二 方志的過渡形式——隋唐圖經   
        圖經起源于何時,如何發展而來,目前說法不一致。如傅振倫認為:“圖經起源于地記,其可考者有晉人摯虞的《畿輔經》。”[3]而倉修良認為,圖經起源于東漢時期,并引用《華陽國志》卷一《巴志·總序》記載:“永興二年(154年)三月甲午,望上疏曰:‘謹按《巴郡圖經》:境界,南北四千,東西五千,周萬余里。屬縣十四。鹽、鐵五官各有丞、史。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,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。遠縣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,鄉亭去縣或三四百,或及千里。’”認為《巴郡圖經》是我們今天所能知道的最早一部圖經。[4]至于圖經究竟是怎樣形式的一種著作,由于最早的圖經并未流傳下來,文獻也沒有詳細而明確的記載,故難以明確說明,目前對圖經的描述眾說不一。敦煌石室所發現的《沙洲都督府圖經》及《西周圖經》是目前僅能見到的唐代圖經,但首尾皆殘缺,仍不能見其全貌。目前對圖經描述的主要的觀點有:近人王以中認為:“中國古來地志,多由地圖演變而來。其先以圖為主,說明為附,其后說明日增而圖不加多,或圖亡僅存說明,遂多變為有說無圖與以圖為附庸之地志。”[5]當代一些學者也支持此觀點,如來新夏認為:“過去地方志和地圖平行發展……到了周隋之際,圖和志兩者開始合為一體,地志與地圖合編一書,做到圖說結合,有圖有說,圖說并重,隋唐方志繼承了這一傳統。”[6]王重民認為:“最早的圖經是以圖為主,用圖表示該地方的土地、物產等。經是對圖作的簡要的文字說明……這種文字說明,越到后來越多,圖在圖經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之縮小。6世紀的圖經仍然有圖有經,但是以經為主了。”[7]另有一種觀點認為:“圖經實際上與六朝之地記相似,只不過前面增加了各種類型的圖罷了,而很少有人物傳,即使有也退居次要地位,這就是兩者的最大的區別。”至于圖“無外乎疆域圖、山川圖、城池圖、宮殿圖、名勝古跡圖等。而這種圖都居于卷首”[8]。雖然各家對圖經是何種形式的著作描述不一致,但圖經盛行于隋唐,目前各家觀點趨于一致。  
        隋統一全國以后,曾實行了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的政治、經濟措施。如改革地方行政機構,由州、郡、縣三級改為州、縣兩級制,消除東晉以來僑置州郡所造成的混亂,整頓地方行政區劃,加強戶口控制。隋文帝開皇三年(583年)規定,九品以上的地方官,一律由中央任免,并且“刺史、縣令,三年一遷,佐官四年一遷”。于是全國大小官吏,悉由吏部管理任免,特別是縣佐還規定須用別郡人,不得用本地人。這些措施的實行,使那些世家大族失去了把持地方政務的特權。唐朝政權建立以后,通過多次大型譜牒的編纂,用政治手段重新評定了姓氏門第,突出皇室和功臣地位,壓制舊的門閥勢力,削弱門第觀念。唐太宗采用編《氏族志》的手段,把全國舊望與新貴的地位進行一次大調整并加以固定下來,使那些本不為士族的新貴們進入了士族行列,壓低了原有舊士族的社會地位。后來武則天當權,又通過唐高宗下詔改修《氏族志》為《姓氏錄》,這就把士族的范圍更加擴大,進一步促進了士、庶合流。隋朝在整頓州縣的同時,隋文帝于開皇五年(585年)先后實行了“大索貌閱”和“輸籍法”兩項措施,目的就在于嚴格核對戶口,“戶口不實者,正長沅配”。圖經的編修,可以進一步了解全國所置州縣的現狀,諸如疆域的區劃、戶口的多少、賦稅的增減、物產的品種等均可得知。   
        隋唐以前,中國史書大都出于一二人之手,雖有官修史書,也只不過是個人接受皇帝的命令而編寫罷了。魏晉南北朝時期,私家撰史之風大為盛行。然而,隋唐時期,國史的纂修大權壟斷在中央政府手中,就連私人評論人物的著作也一律禁止。隋文帝開皇十三年(593年),“五月癸亥,詔人間有撰集國史、臧否人物者,皆令禁絕”。另外,隋朝開始,采用了科舉選士制度,到了唐代,并確立為選拔官吏的主要制度。這種科舉制與以前的察舉制和九品中正制不同,它是以才取士,無需對人物進行褒貶品第,更不受門第郡望的限制。這樣一來,以人物傳記為重要內容的地記的發展就明顯地受到限制。門閥制度的消亡,世家大族的衰落,意味著大量產生地記的溫床已經崩潰,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,代之而起的便是圖經的盛行。[9]   
        隋唐五代時期,是我國地方志發展第二階段即圖經盛行時期。隋代有全國性的區域志和圖經集各一部,即隋《區宇圖志》和《隋諸州圖經集》?!端逯T州圖經集》是匯集全國各地圖經編纂而成的一部隋代圖經總集,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隋朝圖經發展的概況和記載的內容。這部《隋諸州圖經集》足以表明,隋朝編修圖經,確實是相當普遍的。   
        唐代圖經編修得到進一步的發展,政府設立專門官吏管理此項工作,并明確規定編修期限和辦法。唐代圖經的編修,原來是定為三年一修,后改為五年一修。若遇特殊情況,如“州縣增廢”、“山河改移”等發生,則隨時都要造送。這種制度,在時間短促的五代時期亦未間斷?!段宕鷷肪硎濉堵毞健窏l留下了內容非常而具體的材料,為后人研究隋唐五代圖經的發展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證據。  
        此外,唐代還先后編著了許多全國性的區域志,如《括地志》《長安四年十道圖》《開元三年十道圖》《開元十道要略》《貞元十道錄》《海內華夷圖》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》《元和郡縣圖志》《域中郡國山川圖經》和《郡國志》等。   
        三 趨于定型的宋代方志   
        宋代是方志發展史的重要時期。圖經編修經隋唐興盛,至北宋進入全盛時期,并開始向方志過渡,再至南宋方志基本定型。自此以后,地方志書大都成為內容豐富、體例完備、統合古今的正式方志。宋代興起編寫各類人物傳記的風氣,使得人物傳記再次恢復了原有的地位,直接推動了記人與述地再次合一。   
        北宋統治者自建國之始,就三令五申各地編修圖經。據李燾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卷十二記載:“開寶四年正月戊午,知制誥盧多遜等,重修天下圖經。”南宋黃鼎于乾道五年(1169年)為《乾道四明圖經》所作序中就曾指出:徽宗“大觀元年(1107年),朝廷創置九域圖志局,命所在州郡編纂圖經。”這是我國官方修志機構創設之始。據《宋史·職官志》職方郎史條記載得知,當時圖經的編纂,不僅普及全國,而且內容更加豐富。除圖經外,正式方志也開始出現。據不完全考察,北宋方志現見存目者,有宋敏求《長安志》《河南志》,羅畸《蓬門志》、李德芻《元豐郡縣志》、鄭興裔《廣陵志》、陳康伯《弋陽縣志》、鄭居中《汴都志》、張韜禮《長興志》等二十余種。[10]這些地方志書在數量上雖遠比不上圖經,但卻已經是早期定型的方志。   
        到了南宋,方志體例基本趨于定型。南宋偏安長江以南150余年,由于社會穩定,南方諸省經濟文化不斷發展;加之愛國人士收復中原的強烈愿望,從激發鄉邦人士愛鄉土、愛國家的目的出發,一些學者文士直接參加編纂志書,使南宋地方志書的編纂形成風氣。據不完全統計,南宋定型方志由北宋的20多種,大幅度增至200多種,而圖經的編纂由盛而衰。南宋時期,南方各省普遍纂修定型方志并且品種齊全,郡志、州志、縣志、都邑志均有,僅浙江省就有《乾道臨安志》《淳祐臨安志》《咸淳臨安志》《乾道四明圖經》《寶慶四明志》《開慶四明志》《嘉泰會稽志》《赤城志》《奉化志》《吳興志》《永嘉志》《淳安縣志》《東陽志》《剡錄》等??梢?,志成為當時地方志書的主流形式。  
        方志至南宋定型的情況,亦可從《嚴州圖經》改為《新定志》略見一斑。在宋代,浙江嚴州曾先后五修圖經和郡志。第一次是北宋初修的《(嚴州)舊經》,第二次是北宋大中祥符年間修的《祥符(嚴州)圖經》,第三次是南宋紹興年間董弅修的《嚴州圖經》,第四次是南宋淳熙年間陳公亮修、劉文富纂的《嚴州圖經》,第五次是南宋景定年間鄭瑤和方仁榮纂的《新定志》。由這部志書第五次編修,改書名圖經為《新定志》來看,南宋圖經已可以徑稱為志,交替易名已成事實。此外,從南宋《嚴州圖經》的內容與體例考察,應為定型方志?!秶乐輬D經》各卷門類不僅載有嚴州及所屬建德和淳安縣各方面情況,如:歷代沿革、分野、風俗、戶口、學校、廨舍、倉場庫房、軍營、場市、橋梁、物產、貢賦、古跡、人物等,而且統合古今,體例完備,與定型方志無異。綜上所述,南宋方志定型,不僅反映在稱志的書籍數量增多、名稱變化上,而且還體現在內容的不斷充實和體例的逐漸完善上。   
        除以上各個時期的志書主流形式外,志書還有兩種支流形式即地志與圖志。地志亦始見于東漢,唯陳術《益州志》一種。三國、兩晉、南北朝時期,由于地記的興盛,雖略有發展,但迄未發達。隋、唐時期更趨衰落。隋無可考,唐代僅見存陸羽《吳興志》和凌準《邠志》兩種名目。地志與地記實質上無多大差別,只是名稱略異而已。地志之名在北宋基本消失。圖志出現較晚,發展較慢。遲至隋唐仍只有一二種。隋代圖志目前只發現一種,即隋《區宇圖志》。唐代圖志亦僅見《元和郡縣圖志》。圖志到北宋略見增多。南宋至元代,雖有一定發展,但與當時流行的圖經和方志相比,相差甚遠。圖志和圖經實屬一類,內容與形式并無多大差別。圖志和圖經在北宋和南宋,經不同程度的發展,已告融合,并過渡成為定型的方志。圖志之名,至元末基本消失,而未成為志書主流形式。   
        四 穩步發展的元代方志   
        元朝統一以后,修志傳統不僅沒有中斷,而且在宋代基礎上取得了新的成就。1206年,元朝建立起空前統一的大帝國。之后,在政治統一與經濟發展的前提下,為了更好地掌握全國的形勢,顯示國威,至元二十三年(1286年),元世祖采納了集賢大學士札里馬鼎的建議,編纂《大一統志》。此志于元成宗時再次重修,并于大德七年(1303年)成書。此志1300卷,繕寫成600冊,比之前代總志,內容更豐富,為歷代學者所重視。  
        元代編修一統志,還促進了各地方志編修的普遍開展。元代的方志,無論形式、體例還是內容,基本上繼承了宋代方志的成規,沒有明顯特殊的變化和發展。據粗略統計,現在尚能知其名者有170種之多,其中稱志的137種。[11]遠遠超過了南宋志書的數量,并且元代所修方志幾乎遍布全國各地,一改南宋時代集中于江南各省的局面。其中有為數不少的名志、佳志,如《至元嘉禾志》,以及《齊乘》、《大德昌國州圖志》、《延祐四明志》、《至順鎮江志》、《至正金陵新志》等流傳至今。除了上述諸志外,還有《長安圖志》、《類編長安志》、《金陵崑山郡志》、《四明續志》、《南海志》。  
        五 迅速發展的明代方志   
        1.編修一統志   
        明朝開國之初,明太祖朱元璋仿效元代,命魏俊民等人編修一統志。以后歷經五世皇帝,前后相繼,乃成祖宗之業。據《明太祖實錄》卷五十九載,洪武三年(1370年)十二月“辛酉,《大明志書》成”。與此同時,還下令天下各都司報送城池、山川、關津、亭堠、水陸道路、倉庫等圖志。明成祖時,亦詔令全國各地郡、縣、衛、所皆修志?!睹魈趯嶄洝肪矶栆惠d:“永樂十六年六月……乙酉,詔纂修天下郡縣志書,命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、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楊榮、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右諭德金幼孜總之。仍命禮部遣官,徧詣郡縣,博采事跡及舊志書。”可見,不僅要編修新志,還要搜集郡縣舊志,目的同樣是為了編纂一部較完備的一統志??上г谄洚敵陂g未了此愿。景泰七年(1456年),修成《寰宇通志》119卷,由代宗完成了明成祖未竟事業。明英宗復位后,又命儒臣李賢等人重修,并于天順五年(1461年)四月成書90卷,名為《大明一統志》。 
        2.省、府、州、縣志的編修   
        一統志的編修促進了省、府、縣志的編修。據萬歷年間張邦政《滿城縣志序》記載:“今天下自國史外,郡邑莫不有志。”并且,許多省志一修再修,至于省、府、州、縣志的編修次數就更多了。甚至許多縣志修五六次之多。如:浙江的《杭州府志》、廣東的《潮陽縣志》、江蘇《六合縣志》就先后六次編修,而浙江的《蕭山縣志》編修則達七次之多。   
        3.邊關志的編修   
        明代出于邊防的需要,對于邊關重鎮、關口、衛所,以及沿海要地亦多修有圖志。當時編修的《九邊圖志》“人爭傳寫之”。而地居險要的山海關,其志先后五次編修。嘉靖中葉,倭寇常犯兩浙,沿??たh深受其害。出于軍事需要,兩浙一時編修了不少海防專志。如嘉靖年間劉畿編《海防考》,萬歷年間范淶編《兩浙海防類考續編》。此外,還有采士英的《海寧衛乘》,王文祿的《海寧衛志》,張訓等的《臨海衛志》,周粟等的《觀海衛志》等志。不僅如此,許多邊疆省份的通志和府州縣志,對于邊關海防的內容記述尤其詳細。如嘉靖《山西通志》,全書三十二卷,《武備》一項,便有三卷,“言武者十有三”,突出顯示了該地在邊防上的重要地位。  
        4.鄉鎮志與專志的編修   
        隨著封建社會經濟的繁榮和發展,明代逐漸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,鄉鎮發展迅速,許多鄉鎮開始編修志書,這是明代方志編修的又一特點。與此同時,各種專志諸如山水、書院、寺廟、古跡的編修亦不斷出現。鄉鎮志有:張桃溪的《鄞西桃源志》、李樂等的《烏青鎮志》、龐太元的《菱湖(鎮)志》等;山水志有:釋鎮澄的《清涼山志》、黃宗昌的《嶗山志》、釋無盡的《天臺山志》、王一槐的《九華山志》、仇俊卿的《海塘錄》、張國維的《吳中水利全書》、吳韶的《全吳水略》、王圻的《東吳水利考》等;書院志有:胡僖的《崇正書院志》、方應時的《瀛山書院志》,至于寺廟、名勝古跡專志則不勝枚舉。   
        明代270余年間,共修成各類志書2800多種,比宋元方志的總和還多四倍。[12]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種類上,都是前所未有的。   
        六 全盛時期的清代方志   
        清順治年間,清政府出于網羅一批漢族知識分子和急于掌握全國各地情況的目的,不少地方即開展修志。如順治三年(1646年),浙江武義縣張內有修《武義縣志》,順治四年(1647年)安徽歙縣宋希肅纂修《歙志》。順治十五年(1658年),河南巡撫賈漢下令編纂《河南通志》,為此,并命令各府州縣相繼編纂志書。是年三月二十八日,頒降《修志信牌》,這是清代省府頒布的第一個修志文件。終順治朝,共修有志書近200種[13]。然而,由于成書倉促,桀謬較多,體例基本沿襲明志舊例,修志地區也不均衡。   
        康熙繼位以后,全國政治穩定,經濟發展,為大量編修方志創造了條件。清朝曾于康熙、乾隆、嘉慶三次編纂《大清一統志》,每次編修,都帶動了各類地方志書的編纂??滴醵辏?683年),禮部奉旨檄天下各省設局纂修通志。雍正七年(1729年),由于一統志遲遲未能成書,乃命全國重修通志,嚴諭督促,限期完成,上諸使館,以備一統志采用,定省、府、州、縣志六十年一修。這是歷史上首次朝廷頒降的定期修志制度。嘉慶時期,為修一統志亦通令全國各地編纂志書。由于清朝廷的大力提倡,編修地方志蔚然成風。據統計,雍正七年至乾隆六年間,全國修有《廣東通志》、《江西通志》、《湖廣通志》、《廣西通志》、《四川通志》、《山西通志》、《盛京通志》、《畿輔通志》、《浙江通志》、《貴州通志》等 19部通志,是清代通志成書最多的時期。   
        清以前志書的篇幅相對較少,清代尤其是乾嘉以后,鴻篇巨制屢見不鮮。如:康熙《江西通志》二百〇六卷、雍正《浙江通志》二百八十卷、乾隆《杭州府志》一百卷、道光《廣東通志》三百三十四卷、光緒《杭州府志》二百二十卷。從地域上看,清代北方許多省份志書編修數量遠遠超過以往編修發達的江蘇、浙江等南方省份,從而打破了自宋代以來,修志以江、浙為盛的局面。   
        清代行政區劃主要分省、府、縣三級,除省、府、縣三級志書外,還有州志、廳志、道志、關志、衛志、所志、鄉鎮志和鄉土志。還有二三縣或二鄉村之合志,如陜西《咸寧長安二縣合志》,《安徽泗虹合志》,江蘇《常昭合志》、《昆新兩縣志》、《吳長元三縣合志》,上海嘉定縣《石岡廣福合志》。其中鄉土志為開創志種,鄉鎮志則是繼明代開創、發展以來而達興盛。此外,清代還有相當一部分私纂志書,既有全志又有專志,可謂百花齊放。   
        鄉土志出現于光緒年間。甲午戰爭后,國勢衰微,民族危機加劇。光緒三十年(1904年),學部尚書張百熙奏請天下撰輯鄉土志,用作中小學鄉土教材,以激勵民心。同年頒布《鄉土志例目》,要求各府、廳、州、縣擇士紳博學能文者,按例編輯。并規定鄉土志分別歷史、政績錄、兵事路、耆舊錄、人類、戶口、民族、宗教、實業、地理、山、水、道路、物產、商務十五門。要求“事詳而文簡,詞雅而意明”[14]。鄉土志大多內容簡要,記載歷史、地理、格致諸端,而不及職官、選舉、金石、藝文。著名的鄉土志有:黃征《瀏陽鄉土志》、鄭祖庚《閩縣鄉土志》、吳大猷《保德鄉土志》、曾學傳《溫江鄉土志》、楊昌浣《廣寧縣鄉土志》、馬俊顯《興京廳鄉土志》、林忠《開通縣鄉土志》等。   
        據《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》所載,現存清代方志有5701種,約占現存全國地方志總數8200余種的70%。除新疆及西南個別省份外,幾乎所有縣一級基層行政單位都修了志書。其中康乾時期,就分別編纂1397種和1154種,成為清朝修志最旺盛時期。此外,乾嘉時期,許多學者參與編纂或出任主編,志書編纂理論研究活躍,志書質量備受重視。如有周永年、李文藻合撰的乾隆《歷城縣志》,萬經、全組望參與編修的乾隆《寧波府志》,邵晉涵等纂乾隆《杭州府志》,錢大昕等纂修的乾隆《鄞縣志》,戴震編纂的乾隆《汾州府志》,孫星衍主修的乾隆《松江府志》、《三水縣志》等,杭世駿編纂的乾隆《西寧府志》、《烏程縣志》、《昌化縣志》等,謝啟昆主持編纂的嘉慶《廣西通志》,章學誠編纂的《永清縣志》、《湖北通志》等。這些著名學者編纂的志書,不僅在體例上、章法上頗為講究,而且在記載內容上也頗多注重實用價值。并且這一時期的地方志書在乾嘉學風的影響下,注重資料的搜集,博采群書,以文獻資料為主,輔以調查采訪材料。對采集資料,皆進行周密考訂、鑒別,言必有據。伴隨著這一時期方志理論研究百家爭鳴,出現了一批方志理論家。特別是著名史學家章學誠對方志理論的闡發,可謂自成體系,立一家之言,使方志學開始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。   
        七 局部創新的民國方志   
        民國時期,雖逢政局動蕩,內憂與外患頻仍,但修志傳統并未中斷,志書體例和內容方面還有不同程度的創新。   
        民國3年(1914年),浙江省率先成立通志局,準備續修《浙江通志》。民國5年(1916年),教育部會同內務部咨文各地纂修志書。之后,有山西、廣東、福建、陜西、江蘇、貴州、奉天、河南等省,建立了文獻委員會、通志館或通志局。另外,全國水利局、司法部、國史編纂處、軍政部、教育部等也催征各縣志書,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志書的編纂。  
        民國6年(1917年),山西省公署頒布了編修新志的“訓令”,“飭就各縣自治機關,附設處所,纂修新志。”[15]次年,山西省公署即頒布《山西各縣志書凡例》,規定縣志應由圖、略、傳、表、考五部分組成,并列具目錄和注意事項。與此同時,史學家鄧之誠發表了較有影響的《省志今例發凡》,提出國體即變、省志體例必須改變的主張,認為新編省志應由圖、表、紀、志、傳組成。還具體要求“圖”應用科學方法繪制;“表”應列沿革、職官、人物、學制、戶口、商務等;“通記”即大事記,撰述本地古今大事;“志”要因時創新,不拘泥舊守;“傳”要包羅各階層各類人物。[16]上述《凡例》,對當時修志起了指導和推動作用。民國18年(1929年),國民政府頒布了《修志事例概要》二十二條,對各地修志機構、經費,志書的體例、結構、內容、表達手段及各門類的具體要求,都有明確規定。民國時期的志書大多以《修志事例概要》為準繩,依地方情形,斟酌損益之。在不長的時間里,《陜西通志》、《首都志》、《察哈爾通志》、《江西通志稿》、《云南通志》在抗日戰爭爆發前編成或出版。至于縣志,為數更多。   
        抗日戰爭期間,處于后方的一些地方仍編修了多部志書。如顧頡剛、傅振倫編纂的《北碚志》,黎錦熙編纂的《城固縣志》、《洛川縣志》等。1944年5月,國民政府內政部發布《地方志書纂修辦法》九條,規定省志三十年一修,市、縣志十五年一修,要求各地的志書事宜,一律由各省、市、縣政府督促各地的文獻委員會負責辦理??谷諔馉巹倮?,1946年10月,又重新公布了該辦法,但因為國民黨政府又發動新的內戰,也就成了一紙空文。     
        民國方志在體例、內容、章法上,基本承襲了封建時代方志的舊規,仍屬舊志范疇。但是由于民國政體的改變,社會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教育等各方面情況相應發生變化,致使志書編纂作出局部更新,分別體現在革除了封建忠君思想、封建迷信思想及封建舊俗,確立了民本思想;擴大經濟內容在志書中的比重;志書體例多種多樣,出現了章節體志書;編纂方式更加科學等方面。   
        據統計,民國在短短38年中,全國修志達1581種,平均每年41種[17],數量亦十分可觀。民國時期還創修市志,修有市志5種。如1935年柳詒徵、王煥鏕纂成《首都志》十六卷,1936年柳亞子任上海通志館館長期間的《上海通志》稿十一篇。   
        八 創新與繁榮發展的社會主義新方志   
        社會主義新方志的編修始于20世紀50年代,是在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之下,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倡議和推動下,由著名的專家學者組織發動起來的。   
        1958年3月,毛澤東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期間,專門調閱《四川通志》、《華陽國志》等一批書籍,并選輯其中部分內容,轉發給到會的領導同志,提倡利用方志,提高領導水平。同時,他還倡議:全國各地要編修地方志。同年8月9日,周恩來總理指示,“要系統整理縣志,把關于各地地方志中的經濟建設、科學技術資料整理出來,做到古為今用。”要求國家檔案局抓修志工作,并委托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、國家檔案局局長曾三主持其事。   
        1957年,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把編寫地方志列為《1956~1967年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方案(草案)》的重點項目之一。1958年6月,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成立了地方志小組,后轉至中國科學院。1959年,為了加強對修志工作的領導,中國科學院和國家檔案局聯合成立了中國地方志小組,具體負責全國地方志編修工作的組織領導。隨后,中國地方志小組頒布了《關于新修方志的幾點意見》、《關于新修方志提綱(草案)》、《關于編修地方志工作的幾點意見》,對新方志的體例、內容、記述的重點和編纂原則、方法以及審閱制度、組織領導、出版發行等方面作出規定。到1960年,全國已有20多個省、自治區、直轄市的530個縣開展了修志工作,其中250多個縣編寫出了初稿。“文化大革命”開始后,地方志的編修工作基本中斷,中國地方志小組隨即停止了工作。  
        “文化大革命”結束后,伴隨著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,出于對認識國情、地情,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需要,也由于一些專家學者和社會有識之士的呼吁,修志工作再次引起黨和國家領導的重視。1981年8月1日,中國地方史志協會在山西太原正式成立。協會成立大大地促進了全國各地的修志工作。1983年4月,原“中國地方志小組”恢復并改名為“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”。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為國家地方志工作指導機構,負責統籌規劃、組織協調、督促指導全國地方志工作。20世紀80年代初,全國省、市、縣三級紛紛建立起修志機構,由此形成社會主義新方志編修的三級修志網絡。隨著修志實踐的深入開展,新方志的編修在全國各省市縣,已基本形成了黨委領導、政府主持、各地地方志編委會(或辦公室)組織實施、“眾手成志”的修志格局。如此完整的地方志工作組織系統的建立,是我國歷史上所未曾有過的。   
        社會主義新方志的編修,從20世紀80年代初興起之始,就作為黨和國家的一項重要的文化事業來進行,全國廣大方志工作者勤勤懇懇耕耘,點點滴滴積累,方方面面拓展,中國新編地方志事業在志(省、市、縣三級志書)、鑒(各類年鑒)、庫(地情資料庫)、館(方志館)、用(服務開發)各個領域取得輝煌成就。  
        省、市、縣三級地方志書的編纂,碩果累累。截至2009年底,全國31個省、自治區、直轄市(香港、澳門、臺灣暫未統計)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首輪省、市、縣三級志書規劃編纂6000余部,已出版5700余部。與此同時,全國各地還編輯出版了4萬多種部門志、行業志、鄉鎮志、名山大川志。如此大規模的新編地方志及地情文獻,成為我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社會科學成果群。有些過去從未修過志的地區,現在有了首部志書,填補了歷史的空白,還有十幾部少數民族文字(藏文、維文等)的志書問世。第二輪志書亦有700余部問世。此外,伴隨首輪新編地方志編修工作同步展開的全國古舊志書整理、點校、出版成果亦引人注目。一些省區相繼建立舊方志整理班子或指定專人負責此項工作。各地還開展了舊方志資源的普查工作,通過調查、搜集、尋訪、內部交流等形式,收藏歷代的通志和府、州、縣志。   
        新方志的編修更加強調用科學的理論指導。據不完全統計,20多年來,全國出版了方志理論研究專著、論文集、志書評論集等600余部。僅據國家圖書館地方志和家譜文獻中心編印的《中國地方志論文索引(1981~1995)》的統計,發表在國內省、直轄市一級地方志刊物上的論文即達21600篇。如果加上1995年之后的論文,再加上市、縣級地方志刊物上發表的論文,以及論文集輯入的論文,總數當在10萬篇左右。這些理論著述在繼承傳統、創新方志體例方面百花齊放,百家爭鳴,方志理論研究呈現空前繁榮的景象。此外,伴隨全國方志事業的蓬勃發展,一大批方志期刊及通訊簡報作為方志文化傳承的載體,也如雨后春筍應運而生。這些方志期刊作為方志學術進入社會的主渠道,對于推動方志理論研究發揮了重要作用。全國各地方志期刊創刊以后,經過幾代編輯人員的艱苦努力,這些方志期刊大都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和鮮明的特色,形成我國期刊園地中的特色產品,也成為方志事業的重要品牌和發展資源。  
        除了編纂出版大量新方志和整理出版舊方志外,修志工作者還編纂出版地方綜合年鑒。據統計,2009年,全國方志機構共出版省級年鑒20多種、市級280多種、縣級1000多種。在編纂新方志的過程中,各地還收集和積累了數量巨大的各種地情資料,不僅為新方志的編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,而且其本身就是一座極具價值的地情信息庫。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,全國地方志網絡建設在各地逐步開展起來。據不完全統計,截至2009年底,全國已建地情網大約省級20個、市級139個、縣級260個。投入使用的方志地情網站或與當地政府網聯網運行,或與國際互聯網實現聯網。  
        針對國內自古至今沒有設置過專門機構收藏全國地方志書的情況,全國地方志第二次工作會議提出: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籌建方志館,一般地區也可以在圖書館設志書室。在1997年全國地方志頒獎大會上,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國務委員、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組長李鐵映指出:“方志是我國重要的傳統文化,寧波的天一閣過去以收藏和保存舊地方志而聞名,我們要繼承這一傳統,并在此基礎上,建立一個以收藏新編地方志為重要任務的地方志館,既為國家珍藏文化財富,也可以提供方志工作者研究使用。這樣,我們方志工作者辛辛苦苦編纂的志書就都可以入‘閣’了。”方志館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項基礎設施,可以集編修、研究、收藏、服務和組織領導等功能為一體,成為地方志編寫中心、地情信息中心、地情文化研究中心、面向社會的咨詢服務中心、國情地情教育中心、地方文獻中心。  
        回顧中國社會主義地方志事業的發展歷程,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,在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的組織、協調和指導下,我國地方志事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。特別是2006年5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第467號令《地方志工作條例》的頒布與實施,將地方志工作納入了法制化的軌道,是方志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,對于依法修志,建立地方志工作的長效機制,保證地方志事業持續、穩定、健康發展,具有極其重要而深遠的意義。  
           
        注釋:  
        [1]參見黃葦等:《方志學》,復旦大學出版社,1993年,第125頁。  
        [2]參見倉修良:《方志學通論》,齊魯書社,1990年,第146頁。   
        [3]傅振倫:《從敦煌發現的圖經談方志的起源》,《蘭州大學學報》1980年第一期。  
        [4]參見倉修良:《方志學通論》,齊魯書社,1990年,第199頁。  
        [5]王以中:《〈山海經〉圖與職貢圖》,載《禹貢》半月刊,第一卷,第三期。  
        [6]來新夏主編《方志學概論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,1983年,第54頁。  
        [7]王重民:《中國的地方志》,《光明日報》1962年3月14日。  
        [8]倉修良:《方志學通論》,齊魯書社,1990年,第246頁。  
        [9]參見倉修良:《方志學通論》,齊魯書社,1990年,第199~207頁。  
        [10]參見黃葦:《方志論集》,浙江人民出版社,1983年,第79頁。  
        [11]參見倉修良:《方志學通論》,齊魯書社,1990年,第330頁。  
        [12]參見黃葦等:《方志學》,復旦大學出版社,1993年,第176頁。  
        [13]參見黃葦等:《方志學》,復旦大學出版社,1993年,第213頁。  
        [14](清)鐘文虎修、徐昱等纂《灌縣鄉土志》卷首,清光緒三十三年刻本。  
        [15]鄭裕孚:《呈山西督軍兼省長閻論修縣志辦法文》,載《四家公牘選·抑過軒公牘》。  
        [16]參見《地學雜志》,民國6年第九卷一至六期。  
        [17]參見劉緯毅:《中國地方志》,新華出版社,1991年。
       (轉載:中國方志網)
  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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